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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父母者,应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定制”孩子吗?1分彩技巧

发布时间:2019-02-10 14:20:22      来源:

1990 年,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正式启动。当时,几乎所有人脑海中都存在一个念头:信奉优生学的人一定会利用遗传基因技术控制祖孙后代的性状,而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大家还一致认为,永远不能将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收集的数据和研究的成果用于改造“生殖细胞”(即精子和卵子)和早期胚胎。

此前,我们无法安全而有效地对生殖细胞中的基因进行编辑。因此,没有人想要改造生殖细胞和早期胚胎。大家都承认,强行使用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细胞,结果只会制造出大量悲剧:出生的孩子要么根本无法存活,要么一生都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但是,今天的我们似乎已经不再被技术问题束缚住手脚。大体来说,目前最新的基因技术能够对人类基因组进行精准、安全和有效地改造,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基因编辑”。2015 年 4 月,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中称,我们有必要就功能强大的最新基因编辑技术展开一场大讨论。

这群科学家呼吁我们关注一种有着引人注目名字的全新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CRISPR是规律间隔性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的首字母缩写,指的是基因组中负责编辑所需基因区域的分子机制。Cas9 则是启动基因编辑的蛋白质。这项技术已经在植物和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身上得到了成功应用。

如果 CRISPR-Cas9 这类技术能够安全有效地治愈疾病,创造出部分人眼中优化子孙后代性状的基因改变,那我们就需要面对一个 1990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时无需面对的难题。即便不能像 1997 年科幻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一样使用 CRISPR-Cas9 技术改造各种高度复杂的性状(比如说人的智力水平),我们还是有可能剔除部分疾病,尤其是因为单个基因突变诱发的稀有疾病。更令人激动的是,我们也许可以使用该技术编辑制造出有着某些强化特征的未来人类,比如说肌肉力量更强或者骨骼更长。不管对哪些性状进行改造,只要我们成功摆脱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的困扰,就可以掌握能够改造未来人类性状的生物技术。此时,我们便要直视一个无法逃避的道德伦理问题:从本质上来看,优生学真的是不好的吗?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让我们看到了称职父母内心深处长期存在的激烈冲突。如果 CRISPR-Cas9 这类技术真的既安全又有效,父母心底的纠结情绪将会进一步发酵。这里所提到的冲突和纠结,指的是父母接受孩子原有模样道德责任和塑造更优秀孩子道德责任之间的矛盾。CRISPR-Cas9 技术会与一种目前盛行的文化两极分化现象结合,进化出交锋激烈的高科技版“虎妈”(Tiger Moms)和“象妈”(Elephant Moms)之争。所谓虎妈,指的是一心想要按照自己想法塑造孩子的母亲;所谓象妈,指的是一心想要让孩子按照自己原有的样子长大的母亲(更妥当育儿方式应当是介于虎妈和象妈之间,但人们对它的关注不是很多)。从更为乐观的另一方面来说,CRISPR-Cas9 技术的出现并不会瓦解父母们的矛盾心理。相反,它还会使父母心中按照自己想法塑造孩子和接受孩子原有模样的道德责任冲突继续存在下去。

编辑胚胎让我们理解了父母矛盾心理的本质,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优生学是否真的存在先天缺陷”这个道德难题。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为什么单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优生学的做法”不足以令人信服?为什么我们需要区分好的优生学做法和坏的优生学做法?区分好的优生学做法和坏的优生学做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这件事本身就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多危害。话虽如此,可如果我们想要以充满智慧和坚持道德操守的方式面对未来,就必须踏上这段征程。

1883 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亲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创造出优生学(eugenics)一词。高尔顿在造词时使用了希腊语的词根:eu 的意思是“优秀”,genos 的意思则是“血统”。他担心自己心中代表糟糕血统的英国工人阶级疯狂生育,最终人口总数大幅超越自己心中代表优秀血统的专业阶层。为了改变这种灾难性趋势的发展方向,高尔顿希望利用自愿参加的优生项目,确保未来出生的英国人都具有优良的血统。或者用另一种音译自希腊语的方式说,他希望未来的英国人都有“好的出身”。

高尔顿和其他生活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上半叶的优生学家正确地推测出一个结论:遗传“因素”(factors)——首先由进行豌豆实验的格里格·孟德尔(Gregor Mendel)提出——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体现出令人满意的性状,而有的人则体现出不受欢迎的性状。但是,优生学家们对遗传因素的性质一无所知。现在的很多人并不了解,在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于 1953 年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之前,没有人知道 DNA 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更没有人知道要如何对基因进行编辑改造。


图片来自 Liane Metzler on Unsplash
在人类弄清 DNA 结构之前,优生学家曾经使用过一些非常不精确(甚至有些野蛮原始)的技术:他们鼓励携带有“优秀”性状的人大量繁育后代,阻止携带有“不良”性状的人生儿育女。为了确保“不良”性状携带者无法繁衍生息,他们不惜采用强制绝育和谋杀等手段。事实上,纳粹曾在上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期间采用上述全部鼓励和扼制手段大力推行优生政策。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启时迅速达成共识: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绝不会允许社会成员对生殖细胞的遗传基因进行编辑改造。在人们看来,任何旨在提升子孙后代“遗传血统”的做法都是纳粹作风。

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在快速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研发出各种技术手段,能够识别哪些遗传“因素”(也就是 DNA)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表现出特定性状,而其他人没有表现出特定性状。这让我们更容易憧憬未来,幻想有朝一日最终能以安全而有效的方式编辑生殖细胞中的遗传基因。全新的制造“优良血统”技术与传统优生学采用的粗暴手段完全不同。使用 CRISPR-Cas9 这样的生物技术时,我们不需要强制绝育或者杀人。相反,这类技术大概能以外科手术一般的精度对基因组进行编辑,让表现出囊性纤维症或亨廷顿氏舞蹈症等“不良”性状的人可以生出健康的后代。

面对全新的技术领域,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 1996 年出版、广受好评的《即将到来的生命》(The Lives to Come)中表示,优生手段并不存在固有的劣根性。他认为,此前优生手段的问题根源不在优生目标——创造有着“优良血统”的孩子——身上。真正的问题是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当,因为政府政策的诞生基础是人们对优良血统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本身就充满了种族主义偏见和阶级歧视。基切尔希望读者想象一个“乌托邦式的优生学”,即一系列允许个体在知情的前提下,自由选择如何改善后代成功几率的实践做法。很多人都认同基切尔的观点,并从各自的学术领域进行了阐述。哲学家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丹·布洛克(Dan Brock)、诺曼·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和丹尼尔·维克勒(Daniel Wikler)合著了 2000 年出版的《从机会到选择:遗传学和公正》(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一书,表达了与基切尔非常类似的观点。哲学家尼古拉斯·阿加尔(Nicholas Agar)则在起名大胆、2004 年出版的专著《自由主义优生学》(Liberal Eugenics)中声援基切尔。

自由主义者认为,所有支持有前瞻性的父母采取提升后代成功几率措施的理由中,最直白的莫过于父母有权选择如何实现自己心中有利于自己和后代的理念(只要他们的选择不会伤害孩子和其他人即可)。每个人都有权在不受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自由选择,自行决定如何开展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 1859 年提出的“生活实验”(experiments of living)。

探讨父母是否有权选择对孩子进行基因编辑时,我们1分彩技巧还要分析尽最大可能让孩子过上幸福人生做法中体现出来的善良。诚然,培养塑造后代是所有父母都必须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正因如此,我们才发明出各种家庭规矩、家族习俗和教育事业。要求孩子帮忙倒垃圾,每天晚上聚集在餐桌前一起吃家庭晚餐,坚持去上钢琴课,这些都是父母努力塑造培养孩子的手段。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合理培养孩子,按照我们理解中有利于孩子取得长期成功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

你可能会想,从道德层面来看,利用 CRISPR-Cas9 等生物技术手段编辑后代基因和利用教育手段培养塑造孩子真的存在巨大差异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两种做法之间的区别远不止道德差异这么简单。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了生物的遗传机制,进而改变生物的存在方式,它强调的是人类和机器的相似性;教育手段让人类在学习中提高,进而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它强调的是人是具有主观意识的生物。这两种手段反映的是两种对人类本质的不同理解,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因为基因编辑技术借助遗传机制发挥作用,过程中不涉及人与人之间交流引发的各种混乱,本质上体现的是注重效率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教育借助人的思维发挥作用,要求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本质上体现的是注重交互参与的价值观。不同的手段代表着对人类本质和所持价值观的不同理解,所以从道德层面来看,两者可谓是截然不同。

但是,上述分析并不足以论证为什么不应该允许父母利用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提升后代过上幸福生活的几率。至少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基因编辑与教育手段一样,都能帮助父母履行培养塑造后代的道德义务。如此看来,我们尚且无法用充足的理由证明优生学本质上存在缺陷,也不能说优生学的弊端其实是不证自明的。因此,我们还需要牢记一点:培养塑造孩子并不是父母的唯一道德义务。

任何做过父母的人都明白,父母有着和培养塑造孩子恰恰相反的另一种责任:接受孩子原有的模样(其实即使没做过父母,为人子女的人也都知晓这个道理)。有的父母不能接受孩子的性取向,因此希望转化疗法(conversion therapy)能改变孩子的看法。即便最严厉的虎爸虎妈,看到这种场面也会感到惊骇恐惧;有的父母为了满足自己未能完成的雄心壮志(比如当上杰出的音乐家、运动员或者医生),强迫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天赋的孩子长大后替自己圆梦。即便是最苛刻的虎爸虎妈,看到这种情形后也能知道孩子可能会承受巨大的心灵创伤。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对一个不能接受孩子原来模样的父母感到失望。孩子本身的天赋、兴趣和想法远比我们的先入偏见和“殷切希望”重要得多。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管她与我们有着怎样的差异,我们都应尊重她与众不同的存在方式。如此看来,养育子女是一个让我们学会正确享受社区生活的良好渠道:育儿过程中,我们不断培养自己尊重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学会求同存异。

生儿育女同样为我们提供牢记一个最根本、最令人难以置信事实的机会: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同生活方式的世界之中。地球原本可能压根就不存在,更不用说充满近乎无穷多种各具特色的生存方式。大自然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准确来说,是让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在小得惊人的几率下相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是自己的创造者,甚至也不是子孙后代的创造者。因此,知道我们是自己和子女生命的塑造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是生命的创造者),但我们也同样应该清楚人类终究是大自然制造出来的产物。学会接受和包容,才能牢记人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被造性(creatureliness)。

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明确提出我称之为接受义务的概念时,他使用的是“道德天赋”(ethic of giftedness)一词。他在 2007 年出版的《反对完美》(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一书中写道:“承认生命所具有的天赋,就是承认我们的才能和力量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甚至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要想牢记我们不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我们就必须记住自己和孩子的存在方式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家庭是(或者应该是)帮助我们逃离市场逻辑的避难所。我们之所以在家中备受(或者应该备受)尊重和珍视,是因为我们是家庭的一员,而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过人的天赋。

可即便事实如此,学会接受孩子原有模样的价值观真与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有关系吗?毕竟胚胎还不是婴儿,这时也就不存在应该得到父母接受的客体对象。一旦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发育成婴儿,父母便有一生的机会去不断接受和包容。鉴于我们对基因组和复杂行为之间的关系了解尚浅,目前阶段基因编辑技术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提升某个孩子未来表现出特定性状的几率。部分人幻想有一天人类能够有效地编辑胚胎基因,父母也就无需再为接受后代身上的缺陷而操心。我们肯定不愿意仅仅只是幻想,而是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编辑胚胎基因和要求父母接受孩子的原本模样之间并不冲突。但是如果你觉得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不会对我们牢记接受孩子原本模样义务的能力产生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塑造孩子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越多,留给自己学会接受孩子原本模样的时间就越少。


图片来自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
但你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已经为了提升后代成功的几率近乎竭尽全力?使用 CRISPR-Cas9 技术会带来什么新的影响?

CRISPR-Cas9 技术不会带来新的影响,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更好地克制自己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偏好。我们已经为了更好掌控孩子的方方面面而付出巨大努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未来对孩子的人生施加更多控制。越来越多人加入“直升机式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的行列,像一架直升机一般时刻盘旋在孩子头顶,过分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应该动用基因技术,在孩子人生的更早时期(胚胎阶段)就对他们“指手画脚”。

让父母学会接受孩子原本模样有些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虎1分彩技巧式育儿文化名声在外,更是因为接受孩子这件事在当下意味着无需动用高科技手段——当然,也就无利可图。在我这样的世俗自由主义者看来,让父母学会接受孩子原本模样价值观之所以难以被人接受,原因比较微妙:接受孩子原本的模样和认为生命是恩赐的价值观体现了一种宗教色彩。如果一个人认为生命是恩赐,人们便觉得他承认造物主的存在。世俗之人不相信造物主真的存在,也不愿意接受体现造物主存在的价值观。此外,作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我们也不想对努力剥夺我们堕胎和结婚权利的政治保守派让步。

接受孩子原本模样价值观的问题在于,它使我们无法看清所处困境背后隐藏的复杂真相。如果我们想用 CRISPR-Cas9 这样的新兴技术帮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就需要自由讨论。我们不仅要能够讨论父母培养塑造后代的责任,也要讨论父母学会接受孩子原本模样的责任。即便有的时候,政敌会为了实现与我们相反的目的而宣扬同一套价值观,我们也不能因此戴上有色眼镜。

正如我们不应该因为恐惧就不再使用“天赋”这样的术语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恐惧便拒绝承认有选择本质上是一件好事(虽然不是彻头彻尾的好事)。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提出,选择是我们的“官方教条”:大部分人认为选择越多,我们就越自由,未来也就越幸福。然而,他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观点。

施瓦茨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研究发现,选择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倒 U 型曲线。请想象一张简单的图表:横轴代表可供选择的数量,纵轴代表幸福和满意的程度。随着可供选择数量的增多,我们的幸福感不断提升,直至曲线的最高点。在此之后,曲线开始不断下滑。换句话说就是:可供选择越多,我们越感到无力,幸福指数也就越低。施瓦茨的研究表明,人们在选择沙拉酱和潜在结婚对象时的心理状态的确符合倒 U 型曲线。因此,如果有一天人类突然面临爆炸式的编辑胚胎基因选择,我们的幸福指数是否也会呈现出一个倒 U 型曲线呢?

据我推测,接受孩子原本模样程度和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倒 U 型曲线表示:越能接受和欣赏孩子原本的样子,我们就越开心,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曲线的顶点。在此之后,越能接受和欣赏孩子原本的样子,我们就越感到被动无助,幸福指数也就越低。假如我们有能力预防诸如雷-尼二氏综合征(Lesch-Nyhan syndrome)和泰萨氏幼年型黑白痴病(Tay-Sachs disease)等可怕的遗传疾病,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人觉得我们应该接受和欣赏患有这些疾病的独特生命形态。

因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而又令人感到近乎尴尬的事实:我们需要平衡自己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该保持彼此相互矛盾道德责任之间的平衡——既要承担起主动塑造后代、提升后代生活的责任,又要履行好接受孩子原本模样的责任。这种讲求平衡的观点不仅听起来没体现出什么智慧,而且还有些空洞无物。按照自己意愿塑造孩子,和接受孩子原本模样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来到倒 U 型曲线的顶点?可以编辑改造的性状和不能编辑改造的性状之间的分界限是什么?

要想维持好两种育儿价值观之间的平衡,我们就应该学会不再幻想自己能够干脆明确地回答所有问题。毕竟,道德干预手段永远不可能像基因编辑技术一般精准。另外,我们还要学会不用有色眼镜看待带有宗教色彩的价值观。诚然,接受孩子原有模样价值观的确与部分传统的宗教理念相契合,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能够利用这种价值观推动世俗自由主义者眼中充满危险且骇人听闻事业的发展。但是,按照自己意愿塑造孩子价值观同样与部分传统市场理念相契合,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能够利用这种价值观推动我们眼中充满危险且骇人听闻事业的发展。

所以,优生学本质上存在缺陷和弊端吗?如果1分彩技巧你口中的优生学是指父母真诚而自由地选择利用遗传学技术提升后代过上幸福生活的几率,答案就是否定的。假如我们能够确保优生手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父母就是在履行自己塑造培养后代的道德责任,而且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但是,如果优生手段让父母更难维持主动塑造后代和接受孩子原本模样两种道德责任之间的平衡,那它就不值得提倡。

区分好优生学和坏优生学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 CRISPR-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同样,生育领域的其他基因技术也面临相同问题的困扰,比如基于卵子、精子、胚胎和胎儿的基因组资料预测孩子未来所携带性状的技术。遗传学家表示,基因技术很快就1分彩技巧能既确保安全性,又确保有效性。如果这是真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具急迫性。我们必须直面问题,而这意味着用同样严肃的态度看待塑造后代的道德责任和接受孩子原本模样的道德责任。一些人必定会有幸先一步体验基因编辑技术,而其中有些人可能更倾向于主动塑造后代。对他们来说,学会以正确态度承担接受孩子原本模样的道德责任是一项巨大挑战。但是,有权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前瞻性父母能否如愿?他们的孩子能否过上幸福生活?这取决于他们能否正确对待肩上的两个道德责任,以及能否正确处理好两个道德责任之间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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