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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安作璋去世:著《秦汉官制史稿》编《山东通史》 给后人治史留 “四字诀”

发布时间:2019-02-22 18:46:57      来源:

  1分彩技巧——2月20日晚,有着“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之称的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作璋因病在济南逝世。“安先生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过的书就达数千万字。”一位熟悉安先生的山师教师告诉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安先生为人敦厚谦和,即使近几年行动不便,在参加学术会议遇到学者上前打招呼时,依旧会主动起身致意。

 

2月21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安作璋先生去世消息。

  上大学时晚上12点前不睡觉,历史“学霸” 爱上“秦汉”翻烂两套前四史

  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成为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人物,在国内外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安先生是地道的山东人。1927年1月,他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家门两边有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安先生曾说,“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年幼时,安先生恰好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从此随着家人一直颠沛流离。不过,流亡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先生的求学之心。正是在流亡的8年间,安先生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

  安先生曾说:“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来激励自己。”

  1947年,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文学院历史系,并拜在张维华等知名史学家门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安先生主攻秦汉史。求学期间,安先生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有关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而后来,被他翻烂的《史记》《汉书》更不在少数。

  “安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翻烂了好几套史记和汉书。”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原院长王克奇教授也曾这样感叹。

  28岁出版首部史学著作成“畅销书”,上世纪80年代从讲师“直升”教授!

 

《汉史初探》

  大学毕业后,安作璋被分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任教。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出版。该书一经出版问世,便大受欢迎,并于1957年再版。值得一提的是,安先生当时年仅28岁。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安先生是国内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他也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他的学生说,安先生研究史学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安先生在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

  1978年到2001年,安先生陆续出版了《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班固评传》《学史集》《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等书,并主编《中国史简编》《秦汉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多卷本《山东通史》《中国运河文化史》等学术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文章100余篇,总计2000万字左右。

 

《秦汉官制史稿》

  1980年,安作璋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秦汉史之大家”。

  尽管已经成名,但安先生始终坚持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自己。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从选题到完成,曾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

  他送青年人治史“四字秘诀”,桃李满天下有的官至省部级

  曾经,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安先生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

  主编《山东通史》时,安先生曾因劳累过度而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仍手不释笔。该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山东地方史的开创性著作”,作为“我国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恢宏的规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

 

《山东通史》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光明日报》曾在报道中提到,山东省委原副书记王修智是安作璋的学生,他曾说:“安先生完全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眼光来关照历史人物和事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评价历史的得失,丝毫不去迎合某些人物传记中泛滥的各种媚俗倾向,这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和敬佩。”

  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说:“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们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他说自己一生干了这“三件大事”

  古往今来,史学大家无不是博览群书。而安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也要求自己要做到通古今之变、通晓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他常对学生说:“读书务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

  安先生认为治学还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即博与专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是有效的治史方法。安作璋认为,治史贵在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他说:“所谓渊博,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其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来说,不但要精通,还要扩而大之,凡是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都应该通晓。同时,我们又可以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即变无限为有限,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这里所谓有限的知识,就是‘专’的问题。”

  曾有人问安先生:“一个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安先生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进行了新的诠释,尤其把史德摆在突出位置。

  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外,安先生对于学生也是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

  安先生还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安先生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思想概况为“道德学问”。他将自己的一生用六个字来概括,“读书、教书、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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